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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世家撰写生物医药传奇
    2009年04月10日    证券时报

    高世英:维奥集团生物科技创建人。高世英祖籍中国广东,1968年毕业于澳大利亚维省药剂学院,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专业培训课程。其擅长研究送药系统和免疫学,拥有8项国际认可的药剂专利权, 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微量干扰素口含片发明者。高世英现为澳大利亚药剂公会、国际干扰素及组织介素公会、美国纽约科学学术委员会等专业协会会员。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积累,高世英及其同事共同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种独特的生物技术平台。该生物技术平台主要由两项专利组成:生物蛋白常温稳定技术及送药系统技术。生物蛋白常温稳定技术采用全新理念,可以使通常不稳定的生物活性蛋白质在室温下稳定。该技术的应用可以取消生物药品的粉针冻干程序,提高产品质量及疗效。而全新的送药系统技术包括淋巴送药、透皮送药、靶向送药及缓释、控释等技术,此技术可以保持药物的活性,并将药物送至预期的作用部位,克服了普通送药系统的生物利用度差、影响疗效等问题。

    在拥有了这项具有广泛商业价值的技术后,高世英的理想是,让药品使用起来更方便、更高效,让生物药品普罗大众。

     传奇家族

    曾祖父的药在广东和香港出名,祖父则把药卖到了全中国,而父亲的药卖出了国门,卖到了东南亚,高世英的药则卖到了全世界。

    高世英在制药方面的天分和成就,与其家学渊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高出身于制药世家,是家族第四代从事制药行业。

    高家在做药方面有着传奇式的经历。高家祖籍广东,高世英的曾祖父高星君开创了家族的制药业。在20世纪初,高星君以经销阿司匹林而出名。在当时来说,阿司匹林是刚刚被发明出来的新药,也是被引进到中国和亚洲市场的第一代西药,而高星君则是第一个将此药引进中国市场的人。之后,高星君自己踏入制药行业,开了药厂,生产自己品牌的药品,其中最出名的是鱼肝油。

    到了高世英祖父高卓雄那一代,高家的药行则以经销盘尼西林而闻名。盘尼西林是第一代抗生素药品,高卓雄从美国引进该药,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只有高家的药行有盘尼西林卖,高卓雄因此赚了很多钱,富甲一方,声名远播。后来,高卓雄做了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之后又被授予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永远顾问等荣誉。出于对这位老人的尊敬,在今天香港中华总商会的门前,还摆放着高卓雄的铜像。解放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高卓雄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了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78年后又历任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红色资本家,高卓雄在香港的政界和工商界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当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过世的时候,香港各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

    高世英的父亲高振邦1952年在香港成立了维达制药厂,并在香港开办了新世界大药行。维达药厂以生产避孕药品而闻名。在当时,高家的避孕药品不仅在中国的销量很好,而且在整个东南亚都很有市场。虽然维达制药厂现在在香港已经不存在了,也许是出于对该厂的怀念,高家位于香港九龙的、高世英父母目前居住的大宅的铁门上,还保留着历经数十年风雨的“维达制药厂”的字样。

    中国有一句俗话:富不过三代。但是高家到了高世英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做药了。高世英不仅秉承了父辈的传统,而且还比父辈做的更好,用高世英自己的话说,没有为自己的制药世家丢脸。1972年高世英在澳大利亚用父亲药厂的名字创办了维达制药厂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30多年来,生产了200 多种人药和兽药,和国际上多家著名的药厂都有合作。让高世英颇感自豪的是:曾祖父的药在广东和香港出名,祖父则把药卖到了全中国,而父亲的药卖出了国门,卖到了东南亚,自己的药则卖到了全世界。

    总结成功的经验,高世英认为,高家之所以可以将制药业代代相传,并且一代比一代做的好,这其中固然有家族的遗传,或者说是一代代的耳熏目览,但更重要的是,虽然四代都做药,但四代都是自己创业,代代都没有吃上一代老本的习惯,因而守住了家业。目前高世英的儿子也是从事制药这一行,但并没有依傍父亲,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澳大利亚一家制药业上市公司的总裁。

    除了继承家族中制药的天性以外,今天高世英在制药业所取得的成就,也完全是靠自己一手一脚打拼出来的,并没有从家族中寻求太多资助。在大学高世英读的是药剂学。1968年从澳大利亚维省药剂学院毕业后,高去了维省最大最出名的儿童医院,从药剂师开始做起,是那家医院第一个华人药剂师,很快升作医院的总药剂师。

    总药剂师做了几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72年高世英以父亲在香港药厂的名字在澳洲创办了维达制药厂有限责任公司。维达公司创办的时候,是从兽药开始做起的。澳洲是农业大国,人口不多,但动物不少。“澳洲有2.5亿头羊,5000 万头牛,500万只猫,1000万条狗。”虽然现在主要做的是人药, 对于澳洲有多少小动物,高世英还可以倒背如流。

    曾经一段时间维达公司的动物药做到全澳洲最大,既为其他公司贴牌生产,同时也有自己的品牌。最多的时候有11个品牌,澳洲市面上所有的动物药几乎都是维达生产的。维达第一个贴牌合作的客户是瑞士的雀巢公司,前者为后者生产治疗猫的疾病的药物。雀巢也是维达合作地最融洽的客户之一。

     送药专家

    “做药和做其他学问一样,在真理被发现之前,一开始只是一个梦想,我们要做的是怎样把梦想变成现实。而梦想在最初被提出来的时候,通常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我这个人比较固执,当别人认为没有可能成功的事,我就偏要做。”

    开药厂虽然赚钱,但高世英的兴趣却不在此,他更愿意做科研,把大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通过科研变成现实。“做药和做其他学问一样,在真理被发现之前,一开始只是一个梦想,然后是怎样逐渐把梦想变成现实。我这个人比较固执,当别人认为没有可能成功的事,我就偏要做。”凭着这股“向不可能挑战的冲劲”,高并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纯粹做药的商人,而是不断在药学领域探索,最终成了制药方面的专家。

    由于兴趣所至,高的研究方向倾向于实际应用方面,着重于制药业下游技术的提高。是世界上第一位微量干扰素口含片的发明者,也是目前世界上10多个著名的送药专家方面的一个。

    通过多年积累,高世英和维奥集团(1998年,维达制药厂重组为维奥集团)已经掌握了自己独特的生物平台技术,该技术平台包括2 项专利技术:生物蛋白常温稳定技术和送药系统技术。该平台技术由澳大利亚著名的评估公司初步评估价值达 3亿美元。

    是怎样踏入送药领域的?高世英称这和他多年与小动物打交道的经验有关,他的很多灵感都来自于这些小动物,尤其是家猪。至今回忆起当年将一只只猪崽抱在怀里喂药的情景,高世英仍显得非常陶醉。

    比如生物蛋白常温稳定技术就是从研究为小猪崽治疗拉肚子开始的。小猪崽出生的第3天到第10天特别容易拉肚子,过去通常都是使用抗生素来治疗猪痢, 抗生素可以杀死病菌,但用多了会使病菌发生变异,产生耐药性。既然抗生素无法彻底杀死病菌,何不考虑其他的办法?比如去掉病菌寄生的环境。高世英决定换一种思路来解决问题。猪拉肚子是因为肠的表层受到细菌感染,细菌附在肠的表层后再大量繁殖,但是细菌必须靠某种受体才能附着,只要把受体去掉,细菌就无法存活。什么东西可以将这个受体去掉呢?高世英想到了酶。用酶来去掉受体,很多医药专家都已经想到了,但酶不容易稳定,酶在到达大肠前经过胃的时候很容易被胃酸杀死,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将酶变成药用是不可能的。但高世英就想把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高的想法是研究一种技术不仅可以将酶稳定下来,使其可以安全通过胃,而且在到达大肠的时候又可以释放出来,并均匀地分布在肠的表层,这样病菌就找不到寄生的地方了。

    这项从原理上来说看似简单的技术高世英研究了大约10年。当高世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澳大利亚政府的时候,得到政府很大的支持。澳大利亚政府很支持国民从事科学研究,如果项目确实不错,政府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听说可以用生物蛋白质代替抗生素治疗猪痢疾,澳大利亚政府前后为高世英提供了17万澳币的科研经费(那时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含税才3万)。这个技术研究出来后, 凭着此技术维达和瑞士著名的汽巴嘉基公司达成了合作,共同生产专治猪痢疾的药物——蒂宝。能和汽巴嘉基公司合作,这件事本身在澳大利亚也引起了轰动。

    由于酶是最难稳定的生物蛋白质,在实现了对酶的稳定之后,要想稳定其他生物蛋白质如干扰素、胰岛素等就可以触类旁通了。干扰素是1960年被发现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科学家才开始用人工重组的方法制造干扰素,使干扰素可以大量地供给科学研究使用。干扰素主要用来对付病毒性疾病,如用来治疗乙肝、病毒性感冒。由于干扰素在常温下也难以稳定,只能在粉针冻干后用针剂的形式送药。针剂送药对药量的需求比较大,但大量使用干扰素会使人体产生不良发应,如发热、发冷,象感冒的症状。治疗乙肝的疗程是6个月至1年,病人如果每天都有感冒的症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进一步实现了对干扰素的常温稳定技术后,高世英就想用不同的送药方法来使用干扰素。

    人体有两个送药渠道,一个是血液,一个是淋巴腺。淋巴腺在得到某种信号后本身是可以生产干扰素的,于是高世英考虑用少量的干扰素作为引子,去刺激淋巴腺自己生产天然的干扰素,那么人体一方面可以通过自产的干扰素来杀死病毒,同时又没有过敏反应,这就是淋巴送药技术。根据这个理论,高世英在1990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片微量干扰素口含片。维达公司将该药品卖给了澳大利亚另外一家药厂,这家药厂在1993年实现了产业化,并将药品出口到中国。

    在1990年高世英的低剂量口含干扰素的理论被医学界认为是不可能的。当第一片微量干扰素口含片生产出来的时候,高世英是有理说不清。直到10年后的今天,国际上某著名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把低剂量口含干扰素作为一个很新的理论提了出来,并论证了这个理论实现的可行性,人们才想起其实早在1990年有一个中国人就提出过这种理论,并生产出了产品。

    运用淋巴送药的原理,高世英目前想推出的是鼻喷干扰素,通过鼻腔黏膜输送干扰素,以防治病毒性感冒。

    除了淋巴送药技术外,维奥还掌握着透皮送药、靶向送药等两项送药技术。透皮送药技术也来源于为猪治病。曾经有一只小猪在和其他的猪打架的时候被咬破了耳朵,由于伤口得不到保护,裸露在外被苍蝇叮咬,结果这只小猪受感染而死。这件事发生以后,高世英就想发明一种药品,该药品可以象胶布一样喷在伤口处,在保护伤口的同时释放药物,起到防止感染和杀菌的作用。制造该药品需要的是皮肤送药技术。皮肤送药技术涉及复杂的聚合物薄膜技术,主要适用于化学药品的送药,药物以液态形式存在,当喷在皮肤表面时,会形成一层有弹性的聚合物薄膜保护伤口,并能透过皮肤送药。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制,维奥的美迪高喷雾胶布面市了。

    维奥的第三套送药系统是专门送肿瘤药物的靶向送药技术。传统的肿瘤药物对活跃细胞很强的杀伤力,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大量地消灭了人体有益的细胞。如何让肿瘤药物能有效杀死癌细胞又对有益细胞的影响不大,是医学界一直在研究的课题。后来,澳大利亚有一个医学专家发现有一种物质对癌细胞特别有吸引力,癌细胞只要碰到这种物质,就会将其吞噬掉,而该物质在水里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可以将肿瘤药物包裹起来,这就象一种“糖衣毒药”,当癌细胞大量吞噬这种物质的时候,裹在这种物质中的肿瘤药物就发挥作用了。但是这位科学家没办法将该物质溶于水,于是找到了被大家称为送药专家的高世英。高世英和其同事用了一周的时间研究出一种技术解决了该物质溶于水的难题,这样针对癌细胞的靶向送药技术也就应运而生了。目前,维奥集团运用靶向送药技术生产出的抗肿瘤药物在澳大利亚初步临床实验的结果是,这种肿瘤药物在癌细胞中药物的浓度比正常细胞高了几千倍,这说明这种药物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大大降低了。

    维奥集团的生物蛋白常温稳定技术和送药系统技术在澳大利亚已经申请了专利,同时该技术的广泛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也正在被业界所认识。首先,从社会价值来说,由于实现了生物活性在常温下的稳定,再加上黏膜送药技术,该技术平台可以让生物药物脱离针剂送药的局限,实现口服、喷剂等多种剂型,就使生物药物使用起来很方便;同时因为改变了剂型,药物的使用量比针剂要小得多,因而同样剂量的药品,可以更高效;另外,常温稳定技术比粉针冻干的成本更低,使用剂量更少,从而降低了药品的成本,让生物药品不再是贵族药品,得以普罗大众,惠及普通老百姓。而社会价值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转变成商业价值,因为维奥的技术平台可以使生物药品使用起来更方便,也更有效、更便宜,使干扰素、胰岛素、EPO 等已经被发明了多年的老药品可以发挥新的作用,这实际上在无形中拓展了生物药品的市场范围。

    高世英制药多年的愿望就是要做让老百姓买得起的药,这也是维奥集团的宗旨,可以说这个技术平台将高世英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移师中国

    “中国是人口大国,药品的需求量很大,这是澳大利亚不可同日而语的,做药就要到中国去。”  叶落归根, 作为华人, 高世英一直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 1994年,当干扰素口含片在中国卖得很成功的时候,高世英就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原来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得多:“中国是人口大国,药品的需求量很大,这是澳大利亚不可同日而语的,做药就要到中国去。”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中国经济在世界上一枝独秀,高世英更坚定了将维奥集团得生产主力移师中国的信心,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动作:

    1997年4月,高世英在香港成立了一家投资控股公司, 该公司获得了一种来自美国的先进的钙补充剂——氨基酸螯合钙在中国和东南亚的独家分销权,高世英以这个药品打开了在中国的非处方药市场。

    1998年4月,高世英确定了将澳洲作为公司的前端科研中心、 将中国作为主要制药基地的发展战略,在澳洲注册成立了维达科研机构,并在墨尔本的郊区成立了用于研究和开发制造试验厂房和研究所。同时维达公司进行了重组,更名为维奥集团。

    1998年10月,维奥集团入主武汉一家制药厂,高世英此时才真正将维奥集团的原创技术引入中国。武汉药厂的产品又为维奥集团打开了中国处方药的市场。

    2000年8月,在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引导下, 维奥集团在成都收购了一家制药厂,同时斥资5000万元人民币对该厂进行技改,目前该厂已获国家GMP认证, 并即将投产。该厂将承担维奥集团现时产品的生产任务,期后,已经进入临床期的干扰素鼻喷剂也将在该厂生产。干扰素鼻喷剂也是应用高世英的平台技术研制出来的,用以治疗感冒的生物药。“2001年中国市场一共消费了11亿美金的感冒药。”高显然对这个市场非常动心。

    2001年9月,维奥集团在成都成立了维奥(四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除了管理成都的药厂之外,还将成为维奥集团在中国的研发中心。

    在投资建厂的同时,维奥集团在国内庞大的销售网络也逐步建立起来。

    高世英过去对于技术的态度是“留着自己慢慢用”,可以和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厂家合作,共同开发一些药品,在了解到中国的市场情况后,维奥的商业模式的是得到这些药厂在中国的独家代理权。目前,维奥和丹麦某著名药厂正在合作稳定益生菌的项目;和美国最大的人药公司合作稳定猪生长素。此外还有一些不便于公开的项目。

    随着中国加入WTO, 高世英也看到目前国内很多制药企业的困境——主要的药品都是仿制药品,这将受到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冲击,于是除了和国外药企合作外,高世英更希望的是与国内企业合作,让国内企业借助自己的技术平台,开发出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中国的制药企业和国外一些著名的制药企业比起来,有点象小舢板和航空母舰,我们从规模上比不过人家,但船小好掉头,我们的优势是灵活,我们可以在某一领域取胜,就完全可以和它们竞争。” 所以,在中国入世后,将维奥集团的原创技术尽快引入中国是高世英目前最急迫的愿望。通过一段时间的沟通,这种合作已经在国内一些药厂开始了,比如上市公司、国内最大的抗肿瘤药物生产基地——江苏恒瑞医药股份公司去年底与维奥集团签定了合作协议,共同生产使用了靶向送药技术的新型抗肿瘤药物;维奥集团和金宇集团合作疫苗的稳定项目也已经开始运做,等等。

    回首几十年的做药经历,高世英认为做药给他最大的满足不是带来财富,而是 “通过发明药物让很多人受益”。 到现在这个年纪还在世界各地东奔西跑, 高世英表示他不是为了钱。“我们希望可以用我们的技术在中国做点事,不仅生产出中国普通老百姓能买得起的药,同时更希望帮助国内制药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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